当格莱美遇上了鬼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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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周的灯光暗下来,聚光灯打在吴彤身上。舞台中央,他穿着白衬衫、黑马甲,双手捧着一把红棕色的笙,不停变换指法。他演奏的,却是号称B站“处刑神曲”的《Astronomia》——风靡网络一时的黑人抬棺视频的BGM。

B站跨年晚会上,吴彤和百人交响乐团表演节目《万物笙》。短短的十分钟里,他们把动漫JOJO的主题曲、新闻联播BGM等B站热门配乐串烧在一起,还用《二泉映月》等民乐曲目配合《猫和老鼠》的画面,演绎了一段“官方鬼畜”,被网友评为“全场最佳”。

吴彤已经快50岁了,白头发开始密密匝匝地往外冒。年轻时,他是风靡一时的摇滚乐队轮回的主唱,向所有摇滚人一样,一站上舞台,就蹦得老高,享受嘶吼的快感,熬夜、喝酒、抽烟,剃头,穿着奇装异服到处晃。

可而立之年以后,他却逐渐淡出摇滚圈,拾起自幼学习的民乐,在艺术上不断精进,两次获得格莱美音乐奖。他的生活也随之趋于平静,用规律到严苛的作息代替疯狂,一代摇滚旗帜人物,反而爱上了站桩、饮茶和辟谷。

在以边缘、对抗、叛逆著称的摇滚圈中,很少会出现这样的人生轨迹——在近天命之年依然保持着艺术和人生的进化,直至获得世界主流舞台的认可,并且还获得了人生意义上的平静。

以下是吴彤的自述:

在十几、二十几岁的年纪,喜欢上摇滚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。

我打小学民乐,吹了十几年的笙,也拿过不少奖。之所以会爱上摇滚,一方面因为笙的曲子都很老,来来回回就那么些,我觉得不满足。另一方面就是摇滚那种嘶吼的个性,正好和叛逆的年龄一致。再有一个,老实讲,摇滚很酷,能够吸引别人尤其是小姑娘的目光。

那会儿流行听walkman(随身听),我听得最多的是猫王、迈克杰克逊。我喜欢骑自行车的时候戴着耳机听,把声音开得很大,踩着脚蹬子、踏着音乐节奏,带劲儿。

那首后来被大家说是最早的民族化摇滚《烽火扬州路》,就是我在自行车上创作出来的。高二的一个中午,放学后骑车回家,一段旋律突然在我脑子里冒了出来。我特激动,觉得这段旋律特好,赶紧把车停到路边,哼着调子,用walkman把它录了下来。

轮回乐队组建的时候,我刚20岁,上大学。音乐学院不大,有那么几个离经叛道的人,在学校里很有名,大家就互相找。最开始是借磁带,我听完借你听,你听完再借我,一来二去的就都认识了,混在一块儿玩摇滚。

当年国内的摇滚圈很封闭,可能全国所有的吉他手都在用同一本吉他教材,各个乐队用的是同一台合声器,也没几个人知道这玩意儿该怎么用。我对摇滚的认知也比较单一,总觉得摇滚乐队的主唱必须得有一把沙哑的嗓子,就拼命熬夜、抽烟,把原本亮堂的嗓子给磨成了烟嗓。

图 | 吴彤(中间)在轮回乐队时 

我在乐队里负责写词,曲的部分也会参与。大多数时候,我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读诗,读波德莱尔、里尔克,还有国内的一些朦胧派诗人,学习他们语言的节奏。有时找不到灵感,我就会一个人骑车,找一面很宽的湖,在湖边呆一会儿,就能平静下来,然后可以写得很快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摇滚乐的演出机会也很少,好不容易有演出,也常常会碰到临时取消的情况,理由是“不好管”。所以我们的状态常常是,在无尽的等待中,没完没了地排练。

我很郁闷,不知道摇滚到底错在哪。我们的歌,会表达年轻人的狂妄,也探寻爱情的真相,摇滚更多地承载的是我们对生命的热情,而不是别的什么。

一般来说,轮回一年能演个三五场,大多数都在一些underground(地下)的场所。最有名的地儿是“外交人员俱乐部”,在新源里附近,场地不到一百平,有个小舞台,还有个酒吧,中国人、外国人通通挤在里面,每个人的穿着都很大胆,手里拎瓶酒,特酷。

那几年,我整个人都沉浸在摇滚乐里。站在舞台上,我能恣意地挥洒和表达,呐喊、嘶吼,从头嗨到尾,演出结束以后,地上留下一滩水,全是汗。

但我不喜欢混圈子,可能我心里还是有点清高,也不愿意去经营人际关系,所以我一直都是摇滚圈的边缘人物。我不会像有的人一样,总是喝酒到天亮,胡闹、吹牛、目空一切。

我也想过,我这样是不是太不摇滚了,有些人玩世不恭的那个劲好像挺酷的,可能我天生的摇滚元素不够。为了更摇滚一点儿,我就把头发给剃了,要么顶着秃头,要么留一小撮毛儿,天天穿着奇装异服在学校里面晃。

后来我出国以后,才发现这是两回事。我碰到过很多“朋克”,眼皮、鼻子上都钉着钉子,他们一样会在五星级宾馆给抱小孩的人开门、给老人让道、帮别人按电梯。所以我想,不管玩不玩摇滚,人都应该有最起码的修养,不应该为了耍酷,不尊重人。

玩摇滚这事儿,我爸最开始是不支持的。

我家是一个民乐世家,从我太爷爷那一辈起,我们家就开始制作和演奏中国的民族管乐器,这门手艺传了四代人,将近百年。出生在这样的家庭,我似乎命中注定就要玩笙。

很小的时候,我就经常看我父亲教别人吹笙,相当于是泡在笙乐里长大的。五岁那年,我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攒笙,是我爷爷专门为小孩儿做的,用湘妃竹做的,很别致。

为了让我成才,父亲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。每天下班以后,他都径直回家看着我练习,有时还会体罚我。课余时间,院子里别的小伙伴们都在玩游戏,夏天粘知了、冬天堆雪人。

只有我,战战兢兢地对着我爸,一遍又一遍地吹笙。

图 | 正在吹笙的吴彤

我爸出去时怕我偷懒,就在家里放了十张空白的录音带让我吹笙时录。我心里有一百个不情愿,我猜十几岁,但每次看到墙上的乐谱,就觉得看到了我的坟墓。

但是在父亲的“威慑”下,我的音乐底子打得很扎实。按父亲原本的规划,我应该一直在民乐的道路上深耕下去,他希望我能成为一个称职的管乐演奏家,然后看一场我的管乐的专场音乐会。

所以,当我玩摇滚以后,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我“被人带坏了”。他们有的会穿破洞牛仔裤,一个兜儿绿的,一个兜儿红的,有的男生会留很长的头发,在我爸看来,这些打扮都很出格。但他不会表现出来,对我的朋友们还是挺客气的。

那几年,我爸的身体不好,已经有点半身不遂了。我们住在一个两居室里,有时我忙到很晚,他看到我房间的灯还亮着,就会拖着身体推开门看看,问问我饿不饿。每次,我都是在写歌或者看书,他看到我这么努力,也慢慢接受了我做摇滚乐队这件事儿。

回想起来,我爸好像有很多次都尝试过跟我聊聊摇滚乐。他去世的前两年,经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一只手蜷着,另一只手不停地按摩麻木的身体,身体跟着手的动作摇晃,像一座肃穆的摆钟。但他经常会冷不丁地说一句,“别太累,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跟我说。”

我当时想,摇滚的事儿你哪懂啊?能帮上什么呢?后来我才听我的音乐老师说,我爸那时候专门找他问过,摇滚乐到底是什么?会不会让我学坏?能不能在未来支撑我的生活?

所以,没有跟父亲好好沟通过,成了我人生中一个很大的遗憾。唯一值得欣慰的是,他去世之前,我拿了一个北京音乐广播电台的奖,起码让他看到我在这个行业里,是有能力得到肯定的。

在轮回乐队的那段日子,我曾经下决心,要一直跟乐队的哥们儿走下去,玩一辈子摇滚。

我们的第一张专辑就卖了30万张,还签约了日本的JVC唱片公司,2000年,我们发行的单曲《春去春来》火了,被选为央视元旦晚会的表演曲目。能登上央视的舞台,说明我们终于从地下走向了主流,有那么点儿一线乐队的意思。

但我和乐队其他成员之间,有一些发展理念上的分歧。比如我希望摇滚音乐可以更加国际化,把轮回的摇滚带到国外去,但其他人可能会觉得,为什么我们不在形势一片大好的国内市场发展呢?这为我们后来的分手埋下了种子。

我和摇滚乐的一切,都在2004年被清零了。当时我去了美国,帮助西门子公司开发电子笙,在这期间,轮回乐队接到了新的演出邀约,我没法两边同时兼顾,也和乐队成员沟通过,可大家都是各执一词,解决不了。后来,在媒体上看到轮回招募新主唱的消息时,我感觉天都塌了,没想过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轮回。

生活好像一下失去了出口,只好尝试去找一些新的方向。在美国,我加入了马友友的丝绸之路乐团,想把中国的民族音乐和世界音乐融合起来,觉得这是门事业。

但重新开始没那么容易。在国外,没几个人认识我,我英语不好,沟通都成问题,很难融入到那种音乐的环境中。而且丝绸之路乐团的风格跟轮回完全不同,他们是非常低调的,马友友总是带着我们扎进大山里排练,一待就是一个月,演出的时候没有很多观众,也没有什么媒体来报道。

说实话,我的心理落差很大。在国内,我已经习惯了那种做“明星”的生活,每天出门被长枪短炮围着,经常在大舞台上表演,下了台有粉丝来找我签名。但在丝路,这些都没有。

那段时间的感觉就是很失重,在国内失去了重心,在国外也找不到自己。其实,也有人来找过我,想让我回去唱摇滚。我考虑过,但我还是不想回头,不服。

我不想再以一个摇滚歌手的商业形象示人,然后为了维护商业的形象,语言、衣着、行为的方式都得搞得很“摇滚”。

既然下了决心,选择了一条新的路,那我无论如何都坚持得走下去。而在和丝路慢慢磨合的过程中,我发现我对音乐的态度好像变得更加开阔了。

丝路的音乐家们来自不同的国家,使用不同的音乐语言,所以乐队的作品也非常多元。

以前,我对现代派的音乐作品有些反感,因为它的作品在音响和节奏上很奇特,独自练习时,很难听出音乐的线条,每次练我都想,这是什么鬼东西。

可是,当乐曲排练合成以后,作曲家的意图就显现了出来,的确是新的。

直到第一次拿到格莱美,我才觉得,真正喘过点儿气来了。2010年,我和马友友等人获得了格莱美最佳跨界古典专辑奖,得知这个消息时,我还不敢相信,荣誉怎么突然一下就降临了? 

图 | 吴彤曾两次获得格莱美奖 

但没过多久,我又一次失去了对生命的掌控感。我得了湿疹,皮肤上开始出现密集的小红疙瘩,痒得不行,这个病又没法治,突然一下我就觉得特别失落,好像自己是一个自由落体,没法把人生握在自己手里。

有个朋友知道我的情况以后,推荐我去辟谷班试试。那几天,我好像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之前我觉得人的身体状况就是一条抛物线,想要让自己变得强壮,只能拼命地锻炼自己。但我参加辟谷班以后,学习了一些养生的方法,才恍然大悟,有时候可能“少就是多”。

就在这个阶段,我读到了一篇文章,是晋朝的潘岳写的《笙赋》。在这篇文章里,潘岳形容笙的音色是“直而不居,曲而不兆,疏音简节,乐不及妙”。我突然领悟到了笙的好,跟摇滚乐的躁动不同,它是一种节制的的表达,更加深刻,是音乐层面的“少就是多”。

我感觉自己好像重生了。我进入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,我以前习惯了熬夜,晚上工作,早上睡觉,中午起床,从那以后,我调整了自己的作息,每天晚上十二点前睡觉、七点起床,打坐或者站桩一会儿,再投入工作。

我在网上看到过一种说法,说“摇滚乐只是吴彤去尝试的一种可能性,民乐和笙才是他的全部”,说实话,我并不认可。在我身上,很难划分哪一半是摇滚、哪一半是民乐。

2016年,我发过一张专辑,《烽火扬州路》也被收录在其中。重新唱起这首歌,我有了更深刻的感悟。当初我写这首歌的时候,年纪太小,没有真正领会到词里的壮阔,只是单纯地想把摇滚乐和古诗词结合起来,觉得这样很酷。而到了四十多岁,我才发现它们内在的灵魂是真正可以契合的。

今年十月,我在成都参加了一个音乐节,同场的还有郑钧、左小祖咒、刺猬乐队等等,是我时隔多年以后再一次和这么多摇滚圈的人一起演出。一走进演出的场地,那种属于摇滚的、排山倒海的气势突然一下就回来了,乌泱泱站着好几万的观众,充满了生命力。

我当时表演的曲目是《莲花处处生》,一首特别舒缓的歌。前奏刚一起来,我突然有种阔别已久的感觉,好像是条件反射一样的,我就跪了下来,亲吻了一下舞台,台下一片宁静。

图 | 在音乐节上表演的吴彤

那一瞬间,我想起了很久以前,在轮回的表演的时候。我在后台会把嗓子吊得特别高,常常是观众还没见到人,就先听到声儿。在舞台上,整个人都是特别兴奋的状态,一边唱,一边蹦得老高。

回想起以前那段玩摇滚的时光,我觉得自己“傻得可爱”,那时我们有很多迷惑,但又渴望表达,是很恣意的一段日子。

现在,我跟摇滚圈的人来往不多,接触得最频繁的还是以前轮回的吉他手赵卫。我们都有音乐学院的背景,他是学黑管的,比我年长几岁,对我的影响很大,是我发自内心佩服的一位音乐家。

我们当年那批一起玩儿摇滚的人,到现在还在坚持的是少数,很多人已经远离了音乐的道路,甚至过着比较潦倒的生活。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说,大多数玩摇滚的都玩不出什么名堂,最终会走向颓唐。

其实搞摇滚的人,几乎都是老小孩,活在自己的精神乌托邦里面,他们没有坏心眼,很天真。他们的现状好与不好,当然大家各有评价,他们自己也许觉得还不错。但这种现状是不是合理,可能不是他们能决定的。

我是觉得,人在一条路上走,肯定是会碰到瓶颈的,有的人能翻过这座山,有的人就到此为止了,但只要活着,每个人都有未来,那些现在看起来颓唐的人,指不定哪一天就走出来了。

至于我自己,一切也是未可知的。我始终觉得自己身上还是保有一些当年摇滚的气质,比如那种愤世嫉俗的精神,说不定以后我还能在摇滚的路上往前走一步呢?顺其自然吧。

– END –

口述 | 吴彤

撰文 | 周晓芭